黄中 – 黄伍后人

黄中，原名黄耀中，于1915年生于辽宁省凤城县南街小王家胡同，父亲黄显文（曾任凤城县公安局长），母亲关希孟。叔叔黄显声（老二），黄显奎（老三），三爷黄恒浩。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体育事业领导人之一，国家体委原副主任，顾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黄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6年2月15日7时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

黄中（耀）年轻时的照片

《黄中纪念文集》，主编刘秀政，奥林匹克出版社，1999， K825.47/18

青年时期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酷爱体育活动，曾代表北平市参加全国运动会，还赴日本参加足球比赛。抗日战争初期受革命思想影响熏陶，毅然走上革命道路，于1938年4月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1月赴冀中区东北救亡总会战地服务团及冀中军区工作。历任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冀中军区教导团、冀中区抗大总校3团和2分校3团指导员、政治教员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从事干部教育和东北地区青年团的组建和发展工作。历任沈阳市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安东省建国学院教育处长，辽南省教育科长和建国学院教育长。辽宁省青委书记，东北团委秘书长。在抗日期间和解放战争中，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做出了贡献。建国后，先后任青年团中央军体部长兼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秘书长。1952年任国家体委副秘书长、党组成员。1956年起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并兼任中国足球协会主席、中国武术协会主席、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1978年担任第5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同年任国家体委顾问，病兼中共体育科学学会、中国足球协会、中国登山协会和中国武术协会顾问。

黄中同志为创建和发展新中国体育事业奋斗40多年，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参与体育大政方针的制定，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新中国体育事业创建者之一。他从体育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宣传和落实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对发展体育事业有众多建树。他出任团中央军事体育部长和体总副秘书长之初，就着重投入到国防体育的创建和我国第一套广播体操的编制和推广工作。他主持筹备了第一、二、三、四届全国运动会，为全运会的成功举行呕心沥血，功不可没。他是我国首次成功攀登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组织者、指挥者，实现了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的壮举。他是第一任中国足协主席，长期主管足球工作，积极提倡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开展小足球运动，从基层、从少年抓起，为我国足球运动的发展和提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在主管体委外事工作期间，多次率领体育团队参加重大国际比赛和国际体育会议，在国际体坛上显示了出色的体育外交才华和坚定的原则性。增进了我国与各国体育界的团结和友谊，同时在国际体坛上旗帜鲜明地进行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斗争，维护了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权益。他作为新中国首次派出的体育代表团领导成员之一，参加了1952年在赫尔辛基举办的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出席了在奥运会上首次升起五星红旗的庄严仪式。他曾先后担任在印尼举办的新兴力量运动会联合会副主席和在柬埔寨举行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联合会主席，这两次体育盛会的成功举办，冲破了当时国际体坛某些人对国际体育组织及其活动的控制欲垄断。

情系足球

黄中的体育天赋是多方面的。在旧中国，这位曾代表辅仁大学校队出访日本的足球中锋，在体委成立之初，自然而然地分管了体委的足球工作。从1955年到1979年，黄中担任了25年足球协会主席，而后继续任顾问，直至终身。他对中国的足球事业有着特殊的感情，也为中国的足球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51年12月，黄中主持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全国足球比赛大会。1952年，率中国足球队访问苏联和波兰。1953年，作为我国第一个拿着红皮护照的中国代表进入法国巴黎参加了国际足球联合会召开的临时代表大会。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足球水平低，为适应国际比赛的需要，集中全国力量办国家队。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长年集中的国家足球队体制，已不符合足球发展的规律，挫伤了地方办队的积极性，也降低了全国比赛的质量和水平，不能使更多的优秀运动员，特别是调到国家队的替补队员得到更好的锻炼，影响了国家队整体水平的提高。因此，根据黄中的意见，国家队改长期集训为根据任务需要的短时集中。1956年，曾根据他的意见将国家一、二队(红队和白队)，分别下放到天津和北京，形成了多强对抗的机制，到1959年、1960年，我国足球水平有明显提高。中国足球队在中朝越蒙四国对抗赛中荣获冠军。

不停的攀登者

登山运动也是黄中主管的项目之一，他既指导登山事业全面、健康地发展，又十分重视对重大登山活动的组织和指挥。1960年成功地攀登珠穆朗玛峰，就是在他的具体组织指挥下进行的。

1958年，在贺龙副总理的倡导和主持下，成立了全国的群众性登山组织——中国登山协会。国家体委相应成立了登山处，黄中受命于贺龙和体委党组，或运筹帷幄，或亲自奔波，积极招兵买马，为登山组织的建设不懈操劳。

1960年，本来计划同苏联组织联合探险队，从北坡攀登珠峰，后因苏联提出推迟进行，国家体委决定由我国单独进行攀登。党中央国务院对这次攀登活动极为重视。早在1958年，周总理就与邓小平、贺龙、陈毅副总理在北戴河听取了黄中有关攀登珠峰的详细汇报，并对有关问题作了重要指示。黄中深知首次攀登，意义重大，但风险和责任也很大。

这次攀登虽然取得成功，但由于经验不足，准备不够，又是在子夜登上顶峰的，因而没有拿下运动员在顶峰的照片，这样就引起了外界的怀疑，有的不友好国家还利用这点对我国进行诬蔑和攻击。这一直成为黄中的一块心病，他憋着一股劲儿，一旦条件成熟，一定进行一次完美的攀登!

1972年，黄中从干校回北京时，医院检查发现他患有冠心病、肺气肿，嘱咐他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可他都把假条锁在抽屉里，瞒着组织，瞒着同志，瞒着亲人，若无其事地工作出差，他只想把那段失去的时间，贻误了的工作尽快抢回来。他深深知道，自己这把年纪，为党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为此，他不顾年老多病，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解决各种问题，同志们都习惯叫他“老黄忠”，这种亲切称呼恰当反映了他老骥伏枥，求实务实和拼搏的作风。

1975年，我国决定进行第二次攀登珠峰。此时黄中虽然恢复了工作，但他既无职也无位，身后还拖着一个“叛嫌”“特嫌”的长尾巴。在体委领导会议上，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坚持提出让黄中任总指挥，黄中开始时坚辞不受。他知道，一旦指挥失败，等待他的就是有意破坏的大帽子，甚至进大狱。但他还是以大局为重，把个人得失丢在一边，接受了这一重担。

体育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黄中的体育天赋更表现在他对体育事业的远见卓识、非凡的组织能力和指挥能力。从1959年至1979年，在北京举办了1～4届全国运动会，在此期间还有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些史无前例的大型竞赛活动，都由黄中分工负责，具体筹办。那时没有电子计算机，从总体计划到实施方案，从竞赛总规程到各单项竞赛规程，从机构设置、人员调配到场地、器材、食宿、交通与安全，从大型团体操的编排训练到开、闭幕式重大活动安排，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他呕心沥血、精心设计、精密组织，使全运会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等重大活动都获得了圆满成功，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表现了黄中非凡的组织工作才能和丰富的体育竞赛工作经验。

1975年举行第3届全国运动会，黄中针对十年动乱后，运动队伍青黄不接的严重状况，制定了一条特别重要的措施，这就是参加全运会的代表队要以老带青，青老结合，以青为主，并做出了在足球等20个项目代表队中22岁以下的队员不少于70%的具体规定，还增设了少年组比赛。黄中解释说，国内比赛要着眼于国际比赛的需要，1975年22岁的运动员到1978年亚运会是25岁，到1980年奥运会是27岁，是出成绩的最佳时期。黄中的远见在1980年奥运会上得到证实。

1984年，黄中作为参观团团长出席了第23届奥运会。当许海峰夺得第一枚金牌，实现零的突破时，黄中一跃而起，冲向场地，与许海峰紧紧拥抱。他老泪纵横地说：“这块金牌，我盼了30年啊!

1987年，他的身体状况恶化，住院中猝然昏倒，心脏停跳达5分钟之久，幸亏抢救及时，得以脱险。住院时，衣袋中还揣着出差的机票。出院后，他被限定“活动半径”，但他初衷不改，自己一步步放宽活动范围，尽量争取多做些工作。他常半开玩笑地说：“我现在实践着少先队口号：时刻准备着。我已经死过一次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以后的时间都是白赚的。”他在继续贡献自己的全部的热量。

殷殷不了情

在长期的工作中，黄中的作风一贯是平易近人，宽以待人，以理服人。对战友对同志以致对亲友总是以诚相待，以情感人，在力所能及前提下，尽量给以关照。

1975年，召开第3届全运会时，还没出来工作的宋任穷、程子华、汪锋等老同志都希望看看开幕式。黄中知道后，马上为他们发了请柬。临近开幕时，这几位老同志因没有车子而没能到场，他立即派配给自己的临时指挥车把他们接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胡耀邦、吕正操、刘澜波、王尚荣、薛明等同志处境犹为艰难，有的住在临时住处，有的住在医院(监外就医)，黄中惦念着他们，常去探望，让他们感受到一些温暖。而胡耀邦复出后，他再没去他家，他说：“耀邦同志拼命干工作，怎忍心打扰呢?”

同年，邓小平复出的文件刚刚下达，正值工人体育场有足球比赛，黄中利用比赛前的时间，充满激情一字一句宣读这一消息。每读到恢复邓小平同志一项职务时，全场就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足足有十多次，全场人欢声雷动，心潮澎湃，黄中也异常欣喜。

“文化大革命”后，弟弟耀刚再次来看他。了解到有位“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被放出来并给予合理的安排。耀刚问黄中，怎能让这样的人出来?黄中说：“我就是极力主张这么做的，有些事责任不能都算在他头上。那个时期，他有他的错，但也有身不由己的难处。

对待子女，黄中再忙也要过问他们的学习情况。每到期末，总要开个小座谈会，亮亮成绩单，让孩子们总结一下。毛毛的专业是跳芭蕾舞，一次特地给爸妈两张票。她多想在父母面前跳得好些，偏偏那次出了错，脚一滑，一只手扶了地，但她还是马上镇静下来，坚持跳完。晚上回家的时候，毛毛等待爸爸的批评，没想到爸爸表扬她摔倒了能立即爬起来，坚持下去，情绪未受到影响。并说：“你在舞台上是这样，生活中也是这样，不要怕摔倒，重要的是摔倒了自己马上爬起来。”

198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黄中刚在沈阳主持完少数民族运动会，在辽阳市副市长朴景安的陪同下，仅带一名秘书，回到故乡岫岩县石庙子乡。临近中午，他见到公社党委书记王建树之后，希望能满足他三条：(1)在他走前不公开他的身份。(2)借一间办公室中午休息一下，不要招待饭，打两瓶开水，喝点家乡水。(3)他走后代他向全公社人民问候，向他的同宗同族问候。王建树一一应允，才知道他就是黄中。王建树做了简单安排，急忙到后院食堂转了一圈儿。当时公社正召开三级干部会，头一天杀了猪，食堂尚有大饼子，还剩些猪肉酸菜血肠，想让黄中尝尝家乡菜。他敲开黄中休息的办公室，见黄中几个人正就着开水吃面包、香肠。见国家体委领导就吃这个，王建树直摇头。他诚恳相让，一再表示，一切都是现成的，决不现做，希望黄中能吃口家乡饭菜。大饼子、酸汤子，猪肉炖酸菜血肠，这都是小时候满族人最爱吃的饭菜啊!黄中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说：“我这次回来，定了一条，就是不扰民。”他谢绝了家乡父母官的好意。

黄中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心备受摧残，但他立场坚定，同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定的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不顾自己年来多病，仍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主持召开了一系列有关体育工作的全国会议，为体育事业的拨乱反正和迅速恢复与发展，投入了大量心血和精力。担任国家体委顾问以后，他仍继续关心体育事业的发展，为新的历史时期体育腾飞与改革出谋划策。根据组织安排，他还做了很多条件境内外人士的统战工作。

黄中同志具有丰富的体育业务知识和组织、领导及管理经验，是卓越的体育活动家和专家，在国内外体育界享有崇高的威望。几十年来，他为促进我国体育的发展，为增进我国人民和体育工作者与世界人民的团结、友谊，为推进亚洲和世界体育的交往奋斗了一生。为了表彰他为体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国家体委先后授予他“新中国体育事业开拓者奖章”和“体育工作荣誉奖章”，1986年国际奥委会授予他“奥林匹克银质勋章”。

黄中同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的一生是勤奋工作和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工作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注重调查研究。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把困难留给自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坚持“五湖四海”，广泛团结广大体育工作者和各方面人士。他原则性强，作风正派，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办事公道，廉洁奉公。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她在病重期间仍关心体育事业的发展，在逝世前还留下遗言，讲自己的遗体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他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使我国体育界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品德和高风亮节，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发展体育事业、而努力奋斗。，

摘自：吴重远编，黄中纪念文集，奥林匹克出版社，北京，1998

黄中与夫人吴力伉俪情深，有四女一儿：黄迪，黄爱洋，黄列，黄爱珍，儿子黄安生。